接前文：《文字源流》专题 《文字属性》专题
基于《文字源流》、《文字属性》的专题讨论，重新审视所谓文字定义问题，大家可以知道：关于文字的字词、关于文字之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嬗变，关于文字的内涵和外延等等，都是清晰的。盖因近世文化思想之混乱，致使发生文字定义争论。就文字的定义问题，《文字定义》专题分为两篇文章做以论述：
《文字定义》专题之一：文字定义之淆乱
《文字定义》专题之二：文字之重新定义
《文字定义》专题之一：文字定义之淆乱
一、传统文字定义
前说書、契、名、文、字，皆为文字之名，作名词指称书写于简纸之文字；作动词指书写言事之行为。事本简明，古人通达，故先秦诸子不劳烦言赘语、析述深说。汉儒琐细，好作训释，故入汉以来，文字之诠释渐多。
汉刘熙《释名-释书契》：“書，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庶物，即万物；“紀，记也，记识之也”1；谓文字乃记录、识别万物者。著，明也、表也、标注也，即书写之义；谓书作动词，书写于简纸以便传留。
汉许慎《说文-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先说文字造作之法，次说文字取象万物之本质特征，以及文字相生相益之理。许氏又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说文字之功用：其为思想典籍之根本（经艺之本）、宪章制度之基础（王政之始）、文明传承之所藉（所以垂后）、文化赓续之所由（所以识古）。末句引《论语》，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字乃人类认知世界之本，故君子重文字、必正名。所谓“知天下之至赜（賾，深也）”，即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体系，文字为其统纪则条分缕析而不乱。《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2末句阐明了文字与世界的同一性和系统性。
唐《玉篇》“世谓苍颉作书，即黄帝史也；象形、指事、形声、转注、会意、假借，此造字之本也。书者著也，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所以明于万事、纪往知来也，书之如也。”说如许氏。“所以明于万事”，谓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
唐张怀瓘《书断》曰：“夫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3同样申说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
陈澧《东塾读书记》曰：“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未有文字，以声为事务之名；即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陈氏首句、末句皆言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中间数句，论语言与文字关系：人见事物，心必有意，达意之道，先为语言；因语言不足超逾时空，故达意以文字。
上举各时代之文字诠释，可知所论一脉相承。此外至少到晚清，研究文字的学者数以千百计，很少有人讨论文字为何物。也就是说，文字本来不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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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世定义之淆乱
晚清朝廷腐败，国民孱弱，列强入寇，瓜分豆剖。虽有民国新立，但颓势未改，不得平等于世界。遂致五四潮起，文化崩坏，新进留洋青年擅场，以西学压中学，以白话代文言，新说竞出，译风炽盛。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在说“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不数年索氏语言学传入中国，文字则成了语言的代表，文字为口语记录之定义，渐浮现于书刊。4又不数年则喧腾众口，成为学术主流意见，其速也如此。
前说这样的定义来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1916），他的基本意思是书写的语言符号Sign of Written Language是用以表记口语Spoken Language的，是口语的附庸。民国译者转译为“文字是口语的记录”，并且进而发展为“汉字是汉语的记录”，是极大的错误。此分说如下。
A.误将专论作泛论：索绪尔原书有一个郑重声明：“Our survey here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e 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system in use today, of which the prototype is the Greek alphabet.5（大家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语符系统，特别只限于今仍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系统。）”这表明索氏划定了一个狭窄的对象目标，所有论说是对这一特定对象的专论。就其专论之对象而言，索氏之论不误。但希腊字母之语符系统，毕竟不代表所有语符，更不代表文字。译者没有前置索氏声明，将专论变泛论、将个别滥用为一般，犯有偷换概念的形式逻辑错误。
B.误将语言、语符作文字：索氏用词，语符、口语都是语言，Written Language和Spoken Language，都是 Language，是语言的不同形态而已。索氏轻薄语符、重视口语，其说语符表现口语，正如人脸照片表现人脸，人脸要比人脸照片丰富得多。索氏表达式相当于“语言表现语言”，或“语言记录语言”，这符合西语实际。但中国译者将Written Language译作文字时，即混淆了语言、语符和文字的不同概念。语言、语符和文字不是同一概念，语言是声音符号，语符是声音符号的书面化；文字是视觉符号，是客观对象的符号化。文字与语言、文字与语符，皆不可通译。强行通译、混用，就是指鹿为马。鹿、马之实各异，故其名各异、其字各异。名实相考，必求其实是，这是中国自春秋以来的强大学术传统。文字、语符、语言各有其实，必当各有其名。以中国文字之名指代希腊语符之实，此即当年一辈崇洋青年学养不足、见识昏乱之弊。
C.放大了索氏的局限性：索氏虽声明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但是既然要将语言上升为学术，应该对世界其他语言有一般性的理解。恰恰这方面的学养缺陷，被移译其书的中国学者放大了。实际较早或同时的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和弗洛伊德（1856-1939）等，都要比索绪尔博学、深刻得多。黑格尔早就指出：They （Chinese）have, as is well known, beside a spoken language, a writte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express, as ours does, individual sounds－does not present the spoken words to the eye, but represents the ideas themselves by signs.6（“中国除了口语之外，还有一种‘书写文字’，后者和大家的书语（语符）不同，它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即不是把口语音声记录下来，而是用符号来表示其观念本身。”）弗洛伊德则富有见地的指出“ these latter （Chinese writing）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no matter what ways or means they had to employ.7（中国文字原本为表达思想而设计，而不限于词性及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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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等对中国文字的了解，来源于莱布尼茨（1646-1716）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黑格尔本人不能理解这些“伟大先驱”为什么如此称赞汉字超越口语的显著优点（great advantages），他认为不能忠实记录口语恰恰是汉字的缺点。8毕竟，黑格尔没有研究过中文。莱布尼茨晚年一直在探索，借鉴汉字直接关联客观对象以表义（represents an idea directly）的方式，为欧洲创制一套真正的文字（real character）。虽此念未果、壮志未酬，但他借鉴八卦二进制的研究成果，却奠定了现代计算器技术的基础。
D.定义缺乏证据：说“语符为口语之记录”，是符合事实的、有充分证据的。而移译作“文字为口语之记录”，或论作“汉字是口语之记录”，则民国以来之译者、论者，从未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汉字在四千年时间里、在亚洲大陆及近海国家广泛使用，其间口语万千种且与时俱变，汉字在造字之初、孳乳之期，是如何记录口语的？是记录何时、何地之口语的？是以何种方式记录口语以成文字的？即便数量本身很少、用字频次很低的拟声字，也难以为证。这种不讲证据的治学方式，已经游离了中国传统治学精神，即名实相考、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严谨态度。盲从迷信之风，今仍炽盛，如有论者翻出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另作文字定义之证词。其人未知，所谓亚氏之书，皆千年以下之伪作，本身荒漫无据，遑可转为它事之证。
E.定义传误之滥觞：“文字是口语的记录”，最初只是对索氏的误译。滥用至“汉字是汉语的记录”时，其所引发的不仅是概念、定义的混乱，而且导致学术门类、学科分类方面的混乱。在这个定义下，文字是语言的附庸，索氏曾言：“语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描写口语”9，其所论也许适合西语西文，但并不适合中国文字和语言。民国新派学者对中西两方面学术并无真切研究，但却在中国迅速创制了语言学、文字学等概念，而将文字学置于语言学下，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有这些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改造，都是以西语为蓝本，没有更多考虑中国文字的特质和历史，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在近世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大潮下，不少人将西方语符的定义套在中国文字上，将中国独有的、悠久的、体量庞大的文字之学（传统小学），放在历史短浅的语文学或语言学下，虽无理据但来势汹涌。
由移译定义之滥觞所致，极大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样貌，也随年复一年语文课的开设，极大的影响着现代国人的文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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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默公
《文字定义》专题之二：文字之重新定义
近世关于文字定义的争论和混乱，是个很大的问题；古人对文字的阐释虽简明，但古人已不能起而言之；此外，今人也不习惯古来简明意会方式。这些情况，迫使大家有需要以今语形式重新详尽定义文字。此试说如下。
文字定义：
文字是对一般事物识别、命名的认知符号体系。文字是在语言、语符之上形成的形、音、义叠加的高级达意符号。文字是与广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经由系统创制和历史积淀成熟的，经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续的。
定义解释：
第一句为一般定义，定义文字的性质：
“文字是对一般事物识别、命名的认知符号体系。”
“事物”：是指客观对象，包括客观存在的物体、事情、状态、活动、过程、关联等。某些对象，纵然是存在于人类主体本身（如人类喜怒哀乐等情绪状态），一旦作为文字之对象，即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
“一般事物”：是指区别于个别事物、具体事物的类属概念，如口字，初文取象于人之口喙，本义即人口。但一经创制，即被抽象为（引申为）一般的口（包括各类之口），而具体的口则是由文词描述的（如虎口、门口、山口）。
“识别”：是文字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文字基于对事物的基本认识，抽象出其可区别的特质、特性，使万物由以相别。如窗、門、戶三字，同指建筑之孔道，已区别于建筑的其他组件。但三者何别？窗指空气、光线进出之孔道，门户为人物进出之孔道。門、戶又何别？单扇曰户、双户曰门。茫茫宇宙、般般事物，其名物相别若此。
“命名”：文字是事物的名称，是人类给事物命名的工具和结果。有物必有形，有形必有名，有名必有字，故周秦以名言字。在文字符号系统里，这个名称虽是给定的，但却不是任意的、随机的。例如觚，从角瓜声，本为商周时期有角之仪礼酒器，其角为四、六、八不等。而至春秋无角亦称觚，故孔子叹曰“觚不觚！觚哉！觚哉！”1。因物有角，故字从角，今无角何能称觚？故夫子叹焉。名实相考，名必符实，必须有客观理据，否则需正乎其名。从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即多作名实之辩，毕竟文字、概念、范畴是思想的基础。到战国后期邓析、惠施、公孙龙等标帜名家、形名家，专作名实之辩，为中国文字学、逻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认知”：识别和命名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并且只有经过复杂的认知过程，方能精准有效的识别和命名。从认识方法论角度说，汉字取象法及多重命名法，对文字符号形成有重要意义。取象法即象形、象事、象声、象意，撷取客观对象的特征、特质，以为文字之构造（四象与六书原理相同）。如前说書字，从聿从曰。聿象以手持笔，曰象口有所言；二者会意以笔言事，得書文字、文言之义。多重命名法是为对象命名的方法，通常考虑对象的类属关系，加以双重命名和多重命名。如鉤字，是对钩器的命名，从金表示材质，从勾表示器形，此为双重命名。此法到十八世纪被瑞典林奈重新“发明”，以两个拉丁文语词分表对象之种属关系以命名动植物等。
“认知符号”：这是对文字的定性。文字属于符号，符号为人工抽象之造作，用简明方式指代较复杂的对象（参看《說文敎本》上编符号导言）。文字是凝聚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符号。文字创制时即蕴含了对事物的丰富认知，如鹽字从鹵从監，卤在皿中（小篆）或灶中（楚简），凝聚了盐自卤水煮出的原料、工艺认识；監则象人俯视，鹽字从監凝聚了监视不同矿物析出点和结晶点的工艺认识（参见《說文敎本》上编鹽部鹵部）。每个文字符号形成以后，又变为认识的存储器，将后世不断丰富的认知装载其中，顺着本义不断引申凝聚。
“符号体系”：文字是客观世界的映像，是对客观事物识别和命名的认知符号，因世界是一个存在关联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体系，故而文字符号也是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符号体系。这就是文字与世界的近似性或模糊的同一性。大家学习文字重点，应在文字的关联性、整体性上（而不是记背笔划），这同时也是对世界形成总体性认识的过程。
第二句是补充定义，定义文字的功用：
“文字是在语言、语符之上形成的形、音、义叠加的高级达意符号。”
“达意符号”：从功能、功用角度说，语言、语符、文字，皆达意之具，人类藉以表达意思、转达意向，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此功能上，文字与语言、语符一样，同为表意符号。但达意还有另一种意义：与己达意、为自己厘清自己的意思，即心脑中的思考、思想、筹划、谋算等。在这个功能上，文字比语言、语符效能要高、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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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语符之上”：作达意之具的语言、语符、文字，是三种不同的符号形态：语言为音声符号，口耳相传，转瞬即逝；语符为记音符号，依附口语，相与流变；文字为事物之认知符号，映像世界，超越口语，自成文言。由此文字，古人可以垂后，今人可以识前。三种符号发育次第有序、步秩有阶。文言超越语言。
“形、音、义叠加符号”：人类迄今为止创造了各种符号：声音符号、语言符号、图像符号、数字符号、电子符号等等，一般都是单一符号。叠加符号，是指汉字区别于一般符号，为形、音、义三者叠加的符号。文字有形符，即书写形状，故视而可知、望而可识；有声符，即表音符号，故见之可读、听而可察。形符和声符又可单独或共同表义，义则为对象识别和命名之字义，故谓形、音、义叠加。这种叠加符号有效利用了人类多种感知器官，如字形用人眼目，字音用人口耳，字义用人心脑等。所以中国文字为人体感官共同运作之识别工具，是最复杂、最高级的符号系统。
第三句为文字产生及存续条件：
“文字是与广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经由系统创制和历史积淀成熟的，经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续的。”
“广域文明”：是指地域广大的文明系统，由于文字的产生需要复杂的条件和漫长的发育，所以狭小地域的文明，不足以支撑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存续。
“同步孕生”：是指文字与人类原始文明创造演化同步，是对初始创造之核心认知。如車字，藉轮而行故必有轮，藉厢而载故必有厢，今之汽车火车，仍不改其轮行厢载之要。占文字比例最大的名物字，都是随器物文明创造同步孕生的。文字是不可能到文明成熟后一次性造作的，否则必失其朴素之真。
“普遍敎育”、“大量典籍”：文字是不能脱离敎育和典籍孤立存在的，文字需要敎授和学习才能传承，需要典籍才有用例和意义。敎育是文字的传播工具，典籍是文字的承载工具。语言Spoken Language、语符Written Language 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在自然社会环境下，不需要凭借敎育和典籍存续。
“存续”：语言、语符、文字的存续期，是一个大时间尺度的概念。几十年、几百年算不上存续，至少应以千年为一个文字存续单位（存续期）。目前，人类历史上只有汉字的存在超过了一个存续期，经历了四个千年。但是汉语就不一样了，除了因文字制导保留了部分语辞外，语序、语法、语音、语调等，却未能超逾千年单位。幸而中国自公元前即有文字书、音韵书、训诂书传行于世，有专门学者专业从事研究，有广大读书人代代传习，所以上古、中古语音虽不可复现，但大略可知。这也就是前述普遍敎育和批量典籍对语言、文字存续的重要性。文字的可存续度，大致等于应用地域、应用人口、应用历史、应用典籍的乘积。
文字的产生和存续是有条件的，这对于大家理解什么是文字十分重要。文字的产生有严苛条件限制的，是人类文明长期进化的产物。它不可能象语符那样在短期内创制。西方各国使用之语符，都是为立国之需要在短期内创制的，所谓一族一国、一语一文。今之朝韩、日本，在数年内将原来汉字注音符号（世宗字母、日本假名）改造作日文、韩文，也是为立国需要短期创制之语符。即便是最象文字的西夏文，其借用了汉字的造字之理和造字构件，但仍不符合文字产生条件，结果是皕年而亡，历史几乎扫平了其曾存在的痕迹。
以上对文字重新定义的八十字，未必是全面妥帖的，看上去比古人啰嗦。无奈，总不能让“文字是口语记录”这个错译而成的定义、这个指鹿为马的恶例，继续堂皇沿用，贻误子孙。让古老文明的汉字，去符合近世才有的西语定义；将积累悠久体系完备的文字之学，牢笼在浅近无根的西方语言学下，就等于让你祖宗长的和偶孙子一样，这比指鹿为马还不讲理。故陆宗达晚年叹曰：“就让人感到别扭，对不上榫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历史，阐述这种历史时不可能、也用不着和其他国家相比附。”2又如唐兰先生晚年激愤地说“文字学永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文字学不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规律的，文字学是研究文字规律的，二者之间没有关系！”3在那个言必称希腊的时代，在美雨欧风强劲吹袭下，一辈老老实实做中国学问的学者，飘摇凄惶之状、挣扎吶喊之声，闻之令人心酸。
结语
实则，百年文字混乱，在历史上不过如白驹过隙。中国文字孕育之期四千年，通行之期四千年，历代字学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写就之典籍更浩如烟海、未可有穷。这个体量庞大的文明巨轮，以其远古洪荒之惯力滚滚向前。它将象以往一样，辗压一切废立更造的历史碌砾和褶皱，辗平一切变乱歧出的历史坎坑和断层。更何况，百代志士仁人继往续绝、光复旧物之精神，今犹在世；更何况，几辈生逢复兴崛起时代、不甘俯跪屈从之青年少年，将慨然出世。
注释：
1 语见《论语-雍也》。一说觚为书写之柧棱（见朱熹《四书集注》），非是。觚作木简乃后世借字，柧不关周礼，子不借字言觚。
2 陆宗达序朱星《中国语言学史》
3 《陆宗达文字学讲义》附录《唐兰先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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