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土文学由鲁迅创始，经历了发生、发展、繁荣和深化过程，至今已历经百年，它的概念内涵和创作特点也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本答案将从乡土文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并结合相关作品进行阐述。大致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开启的乡土文学
第二：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为主，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先锋”派小说的乡土创作为中心，
第四：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开启的乡土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描写乡村中国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著名学者严家炎认为，“乡土文学”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鲁迅先生在最初定义“乡土文学”时写道：
“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鲁迅的这一最初定义有三重含义：
其一，乡土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作为想象中国、想象家园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揭露乡村的破败、国民性的劣势，还是回归乡村质朴的清新欢乐，都属于异域想象的范畴。
其二，乡土文学是在时空的阻隔中产生的，乡愁的味道和文化的哀思也就不言而喻，具有流寓色彩。
其三，乡土文学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某一地方的民风民俗。
鲁迅先生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赋予了“乡土文学”最初的风貌及概念本身的包容性。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从中国的“问题”入手，展现丰富的时代风貌与地方风情。
20世2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流派，即乡土文学派。这一时期主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及代表作品主要有鲁迅的《药》、《祝福》、《社戏》、《阿Q正传》、《风波》、《故乡》等，许杰的《惨雾》、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
这些“侨寓”北京的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情和乡愁，描绘家乡的风土景观、民俗民情、人生命运等，但是在艺术方面除了鲁迅外，并没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仅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流派。
鲁迅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风土人情，强烈的时代感，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哲学文化意识的高度去鸟瞰中国的芸芸众生，通过冷峻的描写剖开一颗颗麻木愚昧的心灵，聚焦为民族的灵魂，深邃的形而上哲理成为鲁迅小说稳固的支撑点。如《阿Q正传》采用似实而虚的“曲笔”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心态的抽象厘定，早已超越其质朴平实的形式外壳。
其他作家虽然对同俗人情的生动描写足以使他们跻身于乡土作家之列，却少有在风俗与时代的交融中升出的哲学意蕴。
20世纪3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期展，此时统一的流派解体，各地区出现不同的支流，主要有三支流派。
其中一支为牧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还有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沈从文以开阔的笔触描绘出带浓郁地域色彩的“湘西社会”，对风俗人情的描写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另一支是挽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无论写时代风云还是风俗人情均取得较高的成就，其哲学意味也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少有的。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丁跛公》等，这些作品注重描写地域风情，更着意于写乡村社会现实的破败和凄凉。
还有一支是壮歌型作家，主要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及作品有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这些作品描写了东北地区人民对统治者和入侵者的悲壮反抗，显示着友浑粗矿的“力之美”。
这个时期乡土派作家队伍发展壮大，东北作家群的出现，预示着以地域为特色的创作流派诞生。
大家来看两部代表性的作品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鲁迅是绍兴人，也算是乡下人，他留学日本回来成为作家，而沈从文则是从乡下到北京开始写作。不同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乡土的观察完全不一样。鲁迅的故乡用非常冷峻 、理性的态度来思考，从社会结构上、历史发展和近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待故乡。而沈从文对故乡则是一派赞美和歌颂，他站在乡村的立场来看待城市，从人性、自然的观点来看待乡村，以审美的静态眼光来打量故土。
尽管在创作上呈现的出发点不同，但作品都体现出对乡村记忆的眷念之情，内心充满着对故乡的同情、留恋和不舍。鲁迅的作品普遍采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并结合现实主义，在写法上由实到虚，由写实到象征。而沈从文创作的《边城》则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从天地之间得其灵气、生存的勇气和智慧，有一种泥土气息，比如写岸边的妓女与河上的水手，将一种自然和命运相结合到一起。
总之，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不论在“左”翼作家笔下觉醒的革命乡土社会，或是京派作家笔下幽静的田园乡土，这些小说都有着描写乡村生活风貌、展示乡村人观念、体现乡土感情的特征。
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主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在作品中纠葛的已不再是一种文化的焦虑，乡愁已然消失，更多体现的是乡村的时代风采。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后来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发表，将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叙事性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被终结，代之兴起的是“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
20世纪40-50年代是乡土文学创作的繁荣期，首先，出现了以地域文学流派和作家群。比如以质朴、幽默、醇厚形成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马烽、孙谦、胡正等善写黄土高原风情。位于京、津、保交叉地带的孙犁、刘绍棠、房树名等擅写华北平原水乡风光，形成以清新、明丽、优美风格的荷花淀派。还有带楚湘特色的湖南作家群，如周立波、周健明等。此外还有保定作家群，渭河作家群、岭南作家群等。
其次，这些作家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人物，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
第三，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赵树理追求现实主义，孙犁的散文化风格，柳青对史诗性的追求等。赵树理注重描写的是，对写作与农村现实的关系，以及对民间文艺传统和接受方式。《小二黑结婚》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束缚，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孙犁作为乡土文学繁荣期的成熟作家，创作了《荷花淀》、《芦花荡》、《邢兰》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赋有诗意，既写实又写意，形成了独特的诗化、散文化风格。柳青的《创业史》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些作家身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他们大多出生清贪的农家或小知识分子、乡绅家庭，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验，这种体验既包括年少时耕作农活的经验，目睹宜佳萧条经济和入不敷出的贫穷生活，也有民间文化的接触。还包括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响应时代的文艺政策，下乡落户所体验到的鲜活的农村生活。
这批作家有来自乡村的切身体验，同是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他们正式开始写作始于抗日战争，这一时间标识对于他们而言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们相对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以编辑的身份参与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写作慢慢进入正轨。其二，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及延安文艺政策的号召，其写作带有政治意味。
由于他们的生活、创作与政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们的写作尽可能靠近乡村的本真，使用农民的语言，植入乡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农民能够看得懂的通俗化作品，但是在文学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在知识者的写作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之间仍在着多重矛盾，拘泥于气愤浓郁的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也让他们无法用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去创作及评判，很难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现代性体验和态度。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先锋”派小说的乡土创作为中心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一场声势海浩大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一批知识青年在乡村积累了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十年的生活经济验。他们不仅切身体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苦力活，而且目睹了乡村的贫困与蒙昧。尽管这一历史潮流终究以回城的方式结束了，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仍然成为他们日后写作的资源和精神背景。
经历了十年的历史动荡后，乡土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流派化被溶解，以地缘文化为特色的作家群出现。燕赵文化区有刘绍棠、浩然、铁凝、谈歌、关仁山等。秦文化区有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晋区文化有马烽、张石山李锐等。齐鲁文化区有莫言、李贯通、张炜等。楚湘文化区有古华、韩少功、残雪等。吴越文化区有高晓声、汪曾祺、余华、苏童等。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都有过知青经历。
“寻根”和“先锋”文学思潮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1985年后，文学的“去政治化”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众多“寻根”“先锋”作家都把现实生活等同于现实政治的理念带入到他们小说创作的空间中，把对生活的远离看作实现“文学是文学”这一目标的绝对前提，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阿城的《棋王》、苏童的《妻妾成群》、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寻根”的宗旨是遵循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他们记忆中的贫困山村，异域风情，人伦习俗等，成为他们找回失去青春年华的背景，也是他们写作的前景材料。知青的个人记忆被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讲述个人的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但寻根群体重点不在于讲述历史，而在于历史地讲述，他们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思想着的历史主体。
“寻根”文学的经典作品，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等，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寓言性的特点。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读者可以领悟，但故事犹如久远的传说，带有神秘感，故事的语境和主人公们的生存处境似乎与大家无关，但它指向的又仿佛是大家的生活或现实的处境。
“先锋”文学发生地实际在西藏拉萨，中心舞台在上海。西葬的马原、扎西达娃最早在西藏模仿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后来在上海走向全国。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家如余华、孙甘露、格非、叶兆言、苏童等，都是生活在上海周边江浙两省的作家。
“先锋”文学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它让文学更注重在“形式”上的探索，更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先锋作家的普遍认同。他们把目光投向对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叩问，不再把人视作为单纯的理想、理性的精神载体，而是更多看到其身上的原始的、非理性的一面。
“先锋”文学的集大成者是苏童，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偶的帝王生涯》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佳作，他观察细致，小说文笔细腻、叙述自然，从容周到，尤其善写命运无常、红颜薄命的民国女子，直承海派小说和张爱玲小说传统。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小说，这部小说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激活了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难的书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想象和复写。
先锋派的历史短暂，在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处于分离和弱化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超量的语言表达和形式主义策略，具有后现代性的特征，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创新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乡村发生巨大变化，要么沦为空巢，要么已经效仿城镇的模样，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时出现了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划归为乡土小说，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背景转移到了城市，描写的仍是农民的生活及情感世界，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民意识和乡风民俗。在他们的身上依旧可以显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
自90年代以来，虽然乡土叙事在多元化格局中不再是起支配或主导性的作用，但仍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面临着强劲的挑战和深刻的转型问题。相对于其他的艺术种类来说，乡土叙事是所有叙事类文学当中最为保守的文学种类，经历了21世纪最初的几年变异，乡土叙事趋向于终结。
在中国21世纪初的乡土叙事方面，莫言、铁凝、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是有着时代标志性的大作家。他们曾是先锋文学派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转型。
刘震云是最早对乡土中国叙事进行变革的人，他把反讽引入到乡土叙事中，完全改变了乡土中国叙事的格调。1998年，刘震云出版了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在这部作品中，他把故乡的重写推到一个荒诞的境地，建构了一种乡土与后现代都市超级的时空关系。2009年，他又出版了《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主题涉猎广泛，如孤独、说话、交流、友爱、家庭伦理、乡村的流浪经验等。在这部小说里，乡土中国的友爱与家庭伦理被严重结构，其叙述的展开充满转折和延异，如同一部乡土友爱的政治学。
莫言在90年代后期出版 了《丰乳肥臀》，这部收写乡土中国历史的作品放弃了书写简单的历史正义，而是把历史正义还原为人的生命正义。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在这部关于刑罚的小说里，实际讲述的是中国近代民间社会与官府和德国列强构成的冲突，由此描写近代中国民间社会遭受的深重灾难，揭示在西方列强压迫下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整部小说充满了戏谑反讽的快感。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开了历史之门，看到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2006年铁凝出版《笨花》，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中国乡村，但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植、节庆习俗、婚丧嫁娶、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和一个村庄的盛衰，它们被嵌入到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之中。
不难看出，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中闪烁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使得当代本土性具有了更深厚的力量，并且获得了一种美学上的独特魅力。
综上所述，通过“乡土文学”不同时代的发展，大家发现“乡土文学”概念内涵不断的在扩充。回归乡土本身，以乡土生活作为最基本的内涵，即只要是写乡土生活的，不管写的是乡愁韵味的作品，还是农村题材类的小说，或者是转换了生存背景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只要是在这片乡土性的大地上所生发出的对乡村、农民的关注及书写，都应该属于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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