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悲剧。而韦昌辉被杀，则是韦昌辉个人的悲剧。
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全盛之时，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此衰落。“天京事变”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转折点，由于史料缺毁甚多，留存下来的又多有出入，使这个问题疑云密布，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事件之一。
从各类材料中，大家能看出一点事变的大致脉络：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回京杀了杨秀清及其一家老小，又搜杀其部属；石达开回京排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回到安徽军中，韦昌辉就杀了石达开全家。
石达开挥师进逼天京，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洪秀全杀韦昌辉，迎石达开进城；石达开受命总理政务，洪秀全封二兄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出走，带兵“远征”不归，太平天国力量就此分裂。整个事件疑点甚多，众说纷纭，尤其是事变的责任者是谁，历来争论不休。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和教主，从他创立拜上帝教起，一直就有很高威望。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们承认洪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后洪秀全一直是革命的号召与旗帜，甚至神化为上帝次子。
但是自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代天父天兄传言之后，洪秀全必须顾全大局，不得不承认二人的这一特权，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即杨萧二人必要时可用天父天兄名义来挟制他。这对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来说，无疑是很不愉快的。
随着杨秀清威权日隆，洪秀全逐渐退到“精神领袖”的地位。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是“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一些政务即使上奏天王，也只是个形式。杨秀清骄傲自满、专横跋扈，东试出题“四海之内有东王。”可见其狂妄到何种程度。平时他欺压挫辱一同起事的弟兄，连洪秀全也不能幸免。
洪秀全既对这种“虚君”的地位不满，又恼恨杨的一些粗暴专横的作风，一直耿耿于怀，只是没有发作过。1856年太平军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天京的威胁解除了，太平天国事业正是蒸蒸日上之时，洪秀全认为自己眼看就有统一天下，取代清帝登上龙廷之势，对于威望日重的杨秀清自然更加忌惮，不论杨有无篡位野心，都要先行下手除去才好。
古来常有大臣“功高震主”而被诛的事例，洪秀全早已自命为封建帝王，他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也不会例外。洪杨矛盾已不仅是些小口角、脸面之争，无论杨秀清后来是否“逼封万岁”，洪秀全都不会放过他。
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之后，韦昌辉于九月一日赶回天京。九月二日，韦昌辉带三千部众，一进入天京城就直扑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全家及其部分部属，接着又在城中大肆搜杀“杨党”。多种史料中都有迹象表明，东王府余部也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双方关起门来大杀了两个月，尸积如山，死亡达两万余人。韦昌辉为什么在这时赶回天京？这个问题引出了有无“密诏诛杨”的争论。
韦昌辉在杨秀清领导之下，论地位、论人望，都远不及杨，假如没有洪秀全的支持，他是绝不敢擅自杀掉“一朝之大，是首一人”的杨秀清的。况且当时天京兵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而韦昌辉只带了三千亲兵，若没有天京城内部队的配合，怎么能抵挡东王部众的反攻？当时能调动城内部队反杨的，只能是洪秀全的命令。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事件发展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就是石镇吉。
石镇吉是石达开的族弟，本为“开”字辈，因礼制，讳王名，故改名为镇吉。他随同石达开加入太平军，父子兄弟八人都在军中。清廷称其“最为犷悍，凶恶异常”。因为参与攻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他“因功进封左相”。
后来他又得到天王的重用，“此次镇吉加封为检点，独掌兵权，天王即委统带三万。”天京事变时，他正在城中，“咸丰六年，镇吉统伙二万回南京留（守）。”奉天王令帮助韦昌辉杀杨部众的，可能就有他。
十一月，翼王石达开闻讯赶回天京，随身只带张遂谋、曾锦谦二人。他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这与天王镇压异己的意旨正相反，因而遭到洪韦的忌恨，认为他也是“杨党”。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就逃出了天京。
韦昌辉如法炮制，杀了石达开全家，同时诛戮“石党”。李秀成记道：“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石达开的部队都在安徽、湖北，随身只有两名随从，回京仅数小时，他从哪里“得悉此事”呢？
城中大杀了两个月，恐怖气氛极浓，城门守卫严密，肯定不会有无人地带供石达开悄悄逃走。不论是“吊城”还是“打开血路”，都要先除去守城卫兵才行，而这不是三人力所能及的。石达开逃走后，天王诏令悬赏捉拿，后面又有秦日纲的追兵，若没有兵马保护，怎能“安然回到安徽军中”？从这里，就明显发现石镇吉的影子，他使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要杀杨秀清的是天王洪秀全，要杀石达开的也是天王洪秀全，韦昌辉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凶而已。然而认为没有“密诏”的人将一切责任推在韦昌辉身上，说他矫诏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众。但城内大杀了两个月，天王不可能不知道，于是他们又为洪秀全开脱说：洪秀全受到韦昌辉的挟制。也就是说，当时洪秀全正在韦昌辉的掌握之中。那么洪秀全的处境到底怎样呢？看看他下面的表演就知道了。
正当石达开“走上安省，计议报仇”之时，陈玉成在宁国战场失利，石达开即移军宁国解围，同时上书向洪秀全索要韦昌辉首级，否则“班师回朝，攻灭天京”。石达开为人重义气，深得人心，天京城外的太平军全部倒向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对内继续支持韦昌辉清除异己，对外与石达开相抗；一是杀掉韦昌辉以谢石达开，与石言归于好。前者显然不利，自己可能连“天王”也作不成了。洪秀全斟酌利弊，加上韦昌辉“势逼太甚”，促使他选择了后者。
韦昌辉在天京的倒行逆施早已引起众人义愤，但是为什么直到石达开宁国上奏，才“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呢？韦昌辉有能力在天京杀戮异己达两月之久，却不能保护自己免诛，交战仅两日即被杀，这说明什么？
杨秀清的部属被韦昌辉屠杀殆尽，石达开在城内的部属也几乎同样命运，而石达开的大军尚在宁国驻扎，“附从昌辉反抗王师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二百人”，这“王师”又是那一部分的部队呢？
韦昌辉的亲信死党只有二百余人，如果没有城内军队配合，当初怎么可能进行大屠杀？如果有助力，又是哪部分军队呢？很明显，当然就是奉天王令助韦昌辉杀杨，现在又奉天王令反戈杀韦的石镇吉等部。
假如洪秀全在韦昌辉掌握之中，韦既然可以矫诏杀杨捕石，自然也可以矫诏保全自己。即使这一骗局被戳穿，洪秀全在他手中，天京军民投鼠忌器，必不敢把他怎么样，石达开也不会发出那样一封措辞强硬、完全将韦昌辉逼上绝路的上奏了。
由此可见，洪秀全当时是自由且安全的。这一切都证明，从诛杨到杀韦，都是洪秀全一手操纵。这一点连当时在天京的外国人都看出来了：“大家现在确知东、北两王均被杀了，其被杀之由，皆系出于天王的诏旨。”
石达开更不会不知道，他曾说过：“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达开回到南京，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达开乃逃出南京。”
在石达开回京排解之前，“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北王自身尚有性命之虞，哪里是“挟制天王”的样子？
韦昌辉被杀，天京城内的局势渐渐安定。由于韦在天京事变中的表现极为恶劣，成为后世指责的对象，甚至有些人从他的出身找原因，认为他是事变的主要责任者。
从韦昌辉的家境来看，虽富于资产，但是他家是“客户”，又是庶族，族微力弱，常受当地官僚士绅的欺压。他想通过科举跻身于士绅阶层，又受到排挤。于是他心中自然而然生出一种对现实制度的不满甚至仇恨，“挟忿图报”。
这时，“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冯云山紫荆山传教时，韦昌辉就已经加入拜上帝会，而洪秀全直到金田团营之后才有力量去“杀富济贫”。可见，韦昌辉是主动投入拜上帝会的。在起义准备阶段，韦昌辉毁家纾难，“倾其家产，助洪逆传教”。金田起义就是在金田韦家举行的，起义用的兵器也是由其出资在家赶造。
起义初期，韦昌辉还担任了领导，“金田倡乱，率贼出队，贼中事无巨细，悉出其令。”连咸丰皇帝都以为他是“贼首”。起义发展阶段，韦昌辉负责的是后勤粮物运输，兢兢业业保障后勤供给畅通无阻。太平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有他的功劳在内。日常事务的处理本是冯云山的工作，冯云山死后，即由韦昌辉负责。
许多材料都记载了太平军每克一城，其余各王带兵驻扎城外四方，韦昌辉就入城安民，在衙门堂上“署事”，处理财政、行政事务。还有材料记载他在前线带兵时非常认真负责，“虽有病，亦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至于他常打败仗的记录，只能证明军事非其所长，不能说明他的个人品质如何。
韦昌辉是太平天国的功臣，而杨秀清平日折辱过他，在政事上又倚重石达开，对他不信任……，这些都造成了他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洪秀全利用这一点拉拢他，借他之力铲除异己，随后又把他作为替罪羊。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铸成大错，以致身败名裂，成为洪秀全夺权政变的牺牲品。所以说，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悲剧，也是韦昌辉个人的悲剧。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网页排版css模板，css男女单选，css手机学习软件，css自适应菱形布局，css商品列表横排2个，css3中input属性，css去掉line height